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70年前，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并迅速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秘密进入朝鲜，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开始做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当时，全国刚刚解放，新中国百废待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全国人民以满腔热情投身于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潮之中。作为当时全军的后勤军需生产保障单位，各地军需厂的被装生产任务剧增。为保障前线供应，我各军区军后勤军工厂加紧生产，支援前方。本篇通过讲述军需工人支援前线的故事，还原当年全民同仇敌忾，共同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场景，彰显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1950年秋天，中国人民华北军区后勤军需部天津装具厂，接受了上级下达的生产担架支援前线的任务。当时，总厂位于天津市大沽路，下属三个分厂，有正式职工300多人。其中，一、二分厂都是机械厂，主营翻砂铸造。三分厂（3522工厂）主要生产军队装具产品。接到任务后，在一无图纸，二无样品的情况下，总厂领导郑义召开了由各分厂有关人员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并明确了任务：总厂工务科（即技术科）承担担架产品的设计；一分厂承担担架零部件的铸造；二分厂承担担架零部件的加工组装；三分厂承担担架杆的加工制造和担架成品的总成组装任务。要求各负其责，达到“三按”，即按时完成设计，按时完成零部件加工制造，按时完成样品制作，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一特殊的光荣任务。

  三分厂以军助理员董事义、管理员李家钧、技术检验员郑灿海等组成了担架生产指挥的核心组，负责全面生产技术的指挥工作。在总厂工务科的协助下，首先确定加工工艺。就担架杆来说，杆是木质的，长度为2.7米左右（2.5~2.7米）,直径为60多毫米，质量发展要求很严格，一是不能变形弯曲，二是要有弹性，三是负重60公斤不折断。从木杆的制作到各个配套件的生产，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审核。工艺确定后，全厂上下立即投入试制样件的工作之中。担架腿是铸铝的，由二分厂完成；担架面是外加工的，用帆布缝制；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工序是三分厂的担架杆制作及最后清洗喷漆及成品组装、包装。

  在军助理员、管理员及有关的技术人员的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努力，第一副担架试制成功了。样品经总后勤部华北生产管理局、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联合审查，受到部、局首长的一致好评，迅速通知工厂转入大批量生产。当时三分厂共有木工、扣子、铁工部3个生产车间，主要生产行军锅盖、盒子枪外套、胶木扣、马鞍子等，在此之前，各个车间均未生产过担架产品。但是，为完成这一紧急而光荣的任务，工人们废寝忘食，挥汗如雨，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特殊的战斗之中，他们说：“前方最可爱的人在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大后方的军工人出点力，流点汗算得了什么……”工人在厂区大院里拉上电灯，不分班次，不计工时，不讲报酬，不分白天黑夜拼搏大干。饿了，就掏出干粮啃几口，困了就靠在大木堆上打一会儿盹，大家吃住在工厂里，整个厂区就像一个欢乐而忙碌的大家庭，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担架杆是水曲柳木（山榆子）做的。在加工中首先要将园木用带锯剖成方子，晾干后再用手刨刨成圆杆，劳动强度不是一般的大。电锯木工车间的同志们每天都开足马力，三班不停地剖料、开坯木工组的同志们手持刨床推动如梭，刨花似纷飞的飘带，把见棱见角的方木刨成光光圆圆的成品杆。有的同志手上磨出了一片片血泡，胳膊累得抬不起来，咬着牙坚持干。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干，一天也只能生产数十副担架杆。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仅有的几十名木工是远远不足的。工厂发动全体职工纷纷行动起来，各车间也都调出人员加入到“担架战役”中来。同时，工厂还向社会招募了一大批木工，车间里容纳不下了，就在院子里搭起了临时的帐蓬，厂区内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忙碌的车轮。

  面对这种工艺落后，劳动强度大，而产量却极低的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技术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技术员唐雷达、郑灿海、刘东阁、邢景林等同志认真钻研，精心策划，研制成功“镟圆机”。当人们看到那方方棱棱的方子木从机器的一端进去，一条条光洁圆滑的木杆从另一端出来时，搏得工人们一片欢声喝彩。镟圆机把工人师傅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不仅提高工效几十倍，同时，也结束了拼人力的“人海战术”，减轻了劳动强度，确保了产品的质量。

  生产担架解决了关键的圆木杆的加工问题，然而成品组装繁重而紧张的程度也不亚于木杆的加工，当成批的零件产出后组装及装卸上车则更为紧张。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场合“时间就是生命”的口号，时刻响彻在每一个职工同志的耳畔，他们都为这特殊的战役出一份力，淌一身汗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八天、十天、二十天……甚至一个月不回家就显得很平常了。职工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一心扑在担架的生产战斗中，不遗余力地为前线默默地、无私地奉献着。

  从秋风瑟瑟到雪花飘飘，从雪花飘飘到春意蹒跚，从烈日炎炎到落叶纷飞，经过全厂职工近一年的拼搏，1951年夏秋之交，担架生产任务圆满结束了。与抗美援朝一样，担架生产成为军需生产史上熠熠闪光的一页，成为军需工人为之骄傲的历史篇章。它体现的“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军工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军需职工，想部队所想，急部队所需，优质高产地完成肩负的各军需生产任务。

  金玉林是军需战线的一名老职工，曾参加过无数次被服生产的突击任务。但使他终生难忘的是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中，全厂职工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赶制八万套棉衣的那一幕……

  那是在1951年10月，总后勤部给北京被服厂（3501工厂）下达了赶制八万套棉衣的紧急任务，要求15天内完成，在朝鲜下雪前送到前沿阵地，保证志愿军将士穿上过冬的棉衣。当时的北京被服厂有职工3500人，开动机台数百台，日产棉衣仅3400套，要在半月内完成八万套棉衣的制作任务，谈何容易？

  北京市委得知信息后，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刘仁、市委工业部陆商两位领导同志亲自来到我厂主持会议，研究怎么样完成这批紧急任务。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人员少，任务大，时间紧，这是客观存在的坏因。但是，军需生产不是计划生产，我们的军需职工，有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的宗旨意识，有吃大苦、耐大劳、高标准完成生产任务的硬骨头作风，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无价之宝。只要我们全厂上下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全厂的动员大会上，职工代表们纷纷登台表示：一切为部队！一心为亲人！部队要说明，我们就生产什么！要多少，我们就生产多少！工人们喊出豪迈的誓言：“车间是战场，机器作刀枪，打好生产仗，消灭美国狼！”

  厂领导走出办公室到现场办公；干部到生产一线跟班上岗；医务人员深入到机台送水送药；辅助工人打破工种界限帮助弹棉、絮片……工房超员了，就在办公的地方、楼道、俱乐部、会议室摆上案子，架起机器，铺棉、绗趟、锁眼、钉扣。市妇联发动街道家庭妇女赶来参加突击生产。当看到工厂到处是临时工房，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实在腾不出空余的地方，她们就把棉衣片、棉花领回家，用自己的机器铺绗。不女为了多出活，让自己的老人或孩子承担到工厂领活送活的任务。工人们更是废寝忘食，他们不计劳动时间，不论工作条件，不讲劳动报酬，每天工作12个小时之后。尤其是在最后3天的突击中，全厂职工吃住在工房，昼夜生产，连续作战，饿了有食堂送来的饭菜，困了用凉水浇浇头。有的工人在机台干着活，一打瞌睡，头撞在针挺上，顿时脑门碰起大包，疼的在地上直转圈，用手揉一揉，接着干。有的工人磕睡时，手随棉片送进压脚，被机针扎透，鲜血直淌，顺手抄起油壶在伤口上点几滴机油，止住血，又投入生产。工人们只有一个信念：争分夺秒抢时间，保证任务提前完。经过半个月的连续奋战，八万套棉衣如期完成，送往朝鲜前线。

  为表达对亲人的炽热情感，工人们不顾加班加点的劳累，自发地给最可爱的人写慰问信，向志愿军讲述突击生产的情景，鼓励他们在前方多打胜仗。3000多封慰问信，满载着军需工人的深情厚谊，随着棉衣运往朝鲜战场。志愿军第564部队指战员，穿上军需工人赶制的棉衣，手捧一封封军需工人写的慰问信，心潮起伏，热血沸腾。他们集体给工人们发来感谢信，立志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用辉煌战果报答祖国亲人！报答送温暖的军需工人！

  1950年，党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号召，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掀起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沈阳三一工厂与全国的形势一样，全体职工群情激愤，摩拳擦掌，坚决要求参军参战，到前线杀敌或为志愿军服务。申请书、决心书、保证书像雪片一样飞向工厂办公室。工厂党组织经过调查了解根据职工的申请和个人家庭的详细情况，最后经上级批准，由冯崇贤等10名同志以志愿军军人身份，开赴前线，为作战官兵服务。此后，于1952年6月、1953年5月陆续派出第二批、第三批赴朝小分队，至1954年4月，共派出赴朝人员60多人次。这些赴朝人员都是军需被服工人，到朝鲜后组成缝衣组，现场为志愿军官兵制做或修补服装，鞋帽等，同时也做国旗、锦旗、袖标等。

  第一批赴朝人员于1952年初奔赴朝鲜开城来凤庄，任务好像早已在等待着他们，人马未歇，便投入紧张的缝制工作。当时，战斗气氛很浓，前线的枪炮声、飞机的轰炸声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好像硝烟弥漫的战场就在眼前。但是，他们毫不畏惧，把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爱和对美国侵略者的恨，寄托在一针一线上，溶化在件件服装中，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出色地完成一批又批的紧急任务。半年后，第二批8名赴朝人员到达开城，两队人员合在一起，同心协力，并肩战斗。在朝鲜前线，日日夜夜都是非常紧张的，生产任务总是一个接一个，而且都是突击性的。有时，上级下达了更紧急任务，同志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计，马上投入新的战斗。1952年8月5日，缝衣组正在制做志愿军夏服，突然接到赶制“中立国标志”的紧急任务。全组同志不分昼夜突击赶制，最后连打两个夜班，按时完成了任务。“中立国标志”的制做任务刚完成，又赶制350面旗子、750件袖标和8面中朝两国国旗。这次任务刚刚扫尾，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马上又接受制做1200件袖标，33面大旗，250面小旗的紧急任务。这么大的数目，缝衣组只有十几个人，要求在一天之内完成，没什么捷径可走，只有与时间赛跑，革命加拼命。大家夜以继日，连续作战，24小时不停机突击赶制。在生产突击中，高天赦、杨青山两位同志身患重病，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他们说：“前方将士在流血，我们吃点苦，受点累又算了什么。”

  10月份，制作冬服的任务开始了。最初，同志们分工制做，每人每天只能做7件棉大衣。为了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他们打破工种界限，实行多工序，满负荷工作法，使人日产量提高到13件。制作呢子大衣是新任务，以前没做过。开工之后，每人每天只能做5件，通过改进工序，合理分工和开展竞赛活动，使工作效率提高30%,每人每天制作达到6.5件。即使这样，由于人员少，任务重，还是满足不了供应。于是，第三批赴朝小分队，于1953年5月18日晚10点30分到达开城来凤庄。当时，主要制做夏服。初做采用单人单机方法，每人每天只能做16-17套，照这样的速度是远远不能按时达成目标的。于是，同志们开动脑筋，研究省工省时的好办法。他们将上衣、裤子分开，把人员分为两组，一组专做上衣，另一组专做裤子，采取按部件分工制做的办法，提高了工作效率，每人每天制作32套，终于在停战谈判签字前胜利完成了任务。

  赴朝小分队，从1952年初第一批入朝，到1954年4月第三批胜利归来，前后两年多时间，为支援抗援朝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当时，在朝鲜处处是战场，美帝飞机到处狂轰乱炸，汽油弹、燃烧弹烧毁许多村庄，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他们住在百姓家，工作在帐蓬里，每天到志愿军连队去打饭，情况十分危险。但是，谁也没有畏缩后退，都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什么家乡、亲人、个人安危全不考虑，一心扑在工作上。更可喜的是，同志们在工作繁忙之中，都能挤出时间学习文化、钻研技术。初到朝鲜时，有些人连家信也不会写，经过半年的努力，不仅能写信，而且写得很好，读书、看报、写总结都能胜任。他们还发扬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同志之间互相照顾，体贴入微。如高天赦、王永昌两位同志生病后，李绍先同志主动为他们打水取饭，帮他们做些生活琐事，还用自己的朝鲜钱给他们买水果等，对他们照顾得非常周到，使有病同志精神愉快，很快战胜疾病，及时重返工作岗位。同志间的团结友谊，还表现在对新同志的关怀照顾上。每期新同志刚赴朝，对工作环境不熟悉，老同志总是主动给他们介绍情况，帮助熟悉环境，使他们很快安心，全力投入到工作中来。在技术上，同志们更是刻苦钻研，比学赶帮，共同提高。赴朝小分队在两年多的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志愿军指战员和朝鲜人民的称赞。马元忠同志荣立三等功，小分队获得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他们载誉而归，受到沈阳市政府和人民欢迎与奖励，被誉为“未穿军装的志愿军”。

  抗美援朝时期，军需被装生产任务剧增。为保障供应，当时在西安市南关、北关、西关、西仓、莲湖公园等地办起女工场，大量招收家庭妇女，絮棉、绗棉、锁眼、钉扣……配合军需被服厂完成一批批紧急任务，为祖国最可爱的人，奉献出全部的情和爱。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上级有关部门向西北军区军需生产部下达限期制作各式服装百万套的紧急任务。那时，西安市仅有3个军需被服厂，合起来人员不足三千，机器未过千台。尽管各厂已全力以赴，加班加点，突击大干，仍难以满足前方的需求。当时，正值数九寒天，战斗在冰天雪地的志愿军官兵急需棉衣御寒，可谓是十万火急！西安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让妇女走出家门，协助军需工厂缝制冬装，打一场人民群众的生产突击仗。淳朴的城镇和乡村居民积极做出响应市委号召，纷纷报名参战。她们有的是婆媳同行、有的妯娌结伴，有的母女相随，往往一家子就来三四人。她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家中吃闲饭，要以实际行动，为支援抗美援朝做贡献。仅几天，各区均组织起2至3个支前参战中队。全市9个区组织了24个中队，共3000多人。各中队编制140人，划分成若干小组，由区妇联干部或街道妇女代表担任队长或组长，分班轮流到南郊草场坡被服厂的女工场参加突击生产。当时，西安市的交通很不发达，整个城区没有几辆公共汽车，人们每天都从大街小巷和附近村庄步行到草场坡。她们顶星而来，披星而去，有的每天往返十几里路。生产场所全部是芦苇搭起的工棚，有的活还需在露天作业，环境非常艰苦。特别在冬季，遇上刮风下雪的天气，棚外雪花飘落，棚里四面透风，人们冻的瑟瑟发抖，手指僵硬，连针都拿不住，就拢起双手，用嘴哈些热气，或在火炉上烤烤搓搓，接着再干。女工们都是自带干粮，开饭时在火炉上热一下。有些女工为了赶任务竟顾不吃饭，何时完成当天的定额，何时下班回家。三区的妇女扬蔓琴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8岁才上学，小女儿仅4岁。她为了出来做手工，就让6岁的二女儿照顾小女儿。孩子看孩子，哪有不出事的，小女儿着凉发烧多日。姐妹们劝她在家照顾孩子，可她说：“孩子有点病算不了什么，耽误了生产任务是大事”。她从始至终坚持到底，从未中断过上班。一区杨家巷有一位年轻的妇女叫刘二妹，身怀头胎6个月，体弱多病。街道妇联让她休息，她却坚定地说“今天的好日子是给的。如今，前方将士在流血，我怎么能在家吃闲饭。我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生产。我虽没机会上前线，可为志愿军做衣服，还能尽我的一份忠心呢！”她说到做到，直到临产时，才离开女工场。在生产突击中，无论是年过花甲的老女，还是年华似锦的妙龄少女，甚至是刚过门的媳妇，她们甘愿吃苦，不怕劳累，始终保持高涨的劳动热情，多出活，出好活，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保家卫国。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逐步升级，军需生产任务不断加“码”，而且期限短，批量大。为保障军需被装供应，几个被服厂的职工都坚决表示：“前方要多少，我们就组织生产多少。”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被服厂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是分散设“场”集中生产，以便组织更多的家庭妇女参加生产突击，由各区政府协助工厂，在市内和郊区的庙宇、尼庵、教堂、祠堂、官邱、仓库、公园等公共场所设置女工场20多个，参加集中生产的妇女近万人。二是广泛建“点”扩大生产。凡需要加工的手工活，如棉衣片、袜子、手套等、由工厂指派专人分别到各女工场附近的街巷胡同，直接发到住户家中，制做后统一收回。这样，即解决了女工场地方小，影响生产的问题，又为集中生产提供了半成品，提高了生产能力。当时的临时加工点遍及西安市的大街小巷，调动起数以万计的城镇居民，掀起了一场大生产运动。

  那时对女工场和加工点的生产管理很简单。女工们人人发给一个“手折”，由工厂收发员在手折上登记后即可将活儿取走。活儿做完后交检验员检验，验收后在手折上盖章（或按手印）,半个月综合一次，凭手折登记数到会计处领取工资。那时，绗一件棉片可挣几千元（旧币，一千元相当现时人民币一角钱）,一般一天可挣一万元，手头快的可挣到一万二千元左右。女工场的生产管理，没有严格的上下班制度，生产任务的期限就是工人上下班上班时间。由于生产任务紧急，工人几乎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之上，有时还要昼夜突击。社会上有些人对女工们的这股“傻劲”很不理解，说他们是为金钱玩命……而妇女们慷慨地说“我们不图多挣钱，图的是为保家卫国多奉献！”

  记得在1951年9月13日（农历8月13日）晚上，北关二马路女工场突然接到在两天内制作12千顶黄皮军帽的任务。妇女代表庞老太太走街串巷，动员了200多名妇女参加突击。中秋节的晚上，妇女们放弃与家人团聚，一直干到深夜12点，按期完成了生产任务。一次，支前的棉衣在运输途中被敌机炸毁。草场坡女工场得知后，数百名妇女日夜赶制，日产量由250件猛增到500件，保证了前方将士的需要。

  如今，妇女们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已是习以为常的事，而在当时却不那么简单。由于陈规陋习的束缚，一些人还认识不到走出家门参加劳动，对妇女是一种解放。尤其是逢年过节，什么不许动针线啦，什么要“填仓进宝”啦，讲究可多了。更使人着急的是，不允许工厂的人到家中催活，认为这是不吉利的事。为了宣传群众，鼓动群众，动员更多的妇女参加劳动，保证军需生产任务的完成，我们也相应采取一些措施，如无论到谁家去，两个人抬上一桶水，拿着茶缸，进门就喊：张奶奶、李大娘，我们给您送水进财来了。主人一听特别高兴，当即双手抱拳表示欢迎。我们进门后，便将舀在茶缸里的凉水倒进主人的碗里，先拜年，后宣传，接下来，再布置生产任务。到了晚上，我们走街串巷用手电筒照明，有些人家很不高兴，说这是照鬼的。于是，我们自己动手，制做大红灯笼，并贴上“招财进宝”的字样，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就这样，我们想方设法，把任务迅速分发到千家万户。各女工场，为鼓舞士气，推动生产，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鼓功工作，如小广播、黑板报、红旗榜、竞赛台等，及时地宣传妇女中的好人好事。

  北关二马路女工场统计员杨瑞朝，把工人们的先进事迹编成快板，用铁皮喇叭为女工们说唱，倍受大家的欢迎。女工高秀兰母女俩，在生产中女儿锁扣眼，妈妈钉扣子，二人比着干，一天生产20套。通过宣传表扬后，母女俩抓紧时间，加快速度，日产量猛增到30套，成为众多锁钉女工中的姣姣者。夜间加班，女工们怕打瞌睡影响生产，各作业组互相拉歌，大家一边唱，一边生产。各工场还开展了“攻碉堡，夺红旗”“创记录，当模范”等形式的劳动竞赛，使生产率提高了63%以上。

  1957年10月，各军需工厂转入正常生产。而历史永远都不可能忘记为期30个月的抗美援朝大生产运动，西安市女工场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